吞并朝鲜、入侵中国是日本对外扩张的首要目标
吞并朝鲜、入侵中国是日本对外扩张的首要目标
吞并朝鲜、入侵中国是日本对外扩张的首要目标：
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远东，朝鲜和中国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以后，就确定了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把侵略的魔爪首先伸向朝鲜和中国。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是近代史上日本侵略中国的开始。侵台碰壁后，日本于1876年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取得开埠通商，派驻领事等特权。1885年，日本乘朝鲜甲申政变(1884年)之机，迫使清政府订立《天津会议专条》，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这年年底，日本创立内阁制，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总理大臣。此后，日本政府积极扩军备战，把对中国一战作为首要目标。1892年，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近代化的海陆军：正规陆军有7个师团(相当于军的编制)共12．3万人，后备兵队10万人，合计共22万余人；军舰达32艘，约6万吨。日本还不断派遣间谍到朝鲜、中国境内搜集情报，秘密测绘朝鲜半岛和我国东北、渤海湾的详尽地形。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作好对华战争的一切准备，只待制造一个挑起侵略战争的借口了。
日本蓄意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
1894年3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也称东学道，系秘密宗教团体)起义。5月31日，起义军攻占全罗道首府全州。朝鲜国王李熙要求清政府派兵镇压(当时清朝和李氏朝鲜有“宗藩”关系)。正在处心积虑寻找挑起战争时机的日本，也极力怂恿清政府出兵“助剿”。6月9日至11日，清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所部二千四百多人先后在朝鲜登陆，部署在汉城至公州一线。于是，日本以护送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回任的名义派出陆战队四百人入朝，10日公然占领汉城，至16日已有五千余人进驻仁川、汉城一带。这时，东学党起义已趋平息，中朝两国为避免事态扩大，提出中、日都从朝鲜撤兵。但日本却无理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6月底驻朝日军骤增至一万五千人左右。在朝鲜局势日趋紧张的形势下，以慈禧、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决策集团竭力避战求和，寄希望于俄、英、德、法、美各国出面“调停”。7月23日凌晨，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发动政变，派兵攻占朝鲜王宫，扶植以大院君为首的傀儡政府。两天后，大院君“邀请”日军驱逐在牙山的中国驻军，战争已是一触即发了。
清政府内部对甲午战争的态度：
有两种不同说法。
1．不存在和战之争。
这是史学界新近提出的观点。持此说者以夏冬为代表。
夏冬通过对帝党的主要人物翁同和后党的主要人物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期间的表现进行分析吞并朝鲜、入侵中国是日本对外扩张的首要目标，认为帝后两党无和战之争，他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即从清统治阶级利益出发，想尽办法保住他们的统治地位”。作者指出：“李鸿章与翁同在战前总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作好战、和两手准备，寄希望于通过谈判或第三国调停等和平方式解决这次危机，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战争手段。因此，在这一阶段吞并朝鲜、入侵中国是日本对外扩张的首要目标，不存在谁主和谁主战的问题。”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属下的海军在朝鲜与日军接仗”，“李鸿章已在军事上指挥对日作战”；翁同“主张一战”，他的“‘以我兵能胜倭为主’的思想显然高出李鸿章一筹”。黄海之战失利至北洋舰队覆灭，李鸿章在外交上的态度是：“能和则和，不能和则战”；翁同态度较前后退了甲午战争示意图，“只是想免遭国人唾骂而已”。据此，作者认为：“李鸿章不能算纯粹的主和派，翁同也不是始终的主战派。虽然，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但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甲午战争示意图，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至于什么时候主战，什么时候主和，就要看什么对他们最有利。”
2．有主和主战之争。
这是传统的说法。持此说者有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戚其章等。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指出：“在日本进攻、外国侵略者与中华民族矛盾激化和群众要求反抗侵略的压力下，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为主战、主和两派。大部分没有实权的文职官员，如翰林、御史等都积极主战。”主战的还有以“翁同为首的帝党官僚”；“主和派主要是李鸿章系统的洋务派以及恭亲王奕等当权的大官僚”。 戚其章说：“认为帝后两党之间不存在和战之争，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甲午战争中，慈禧虽曾‘传懿旨亦主战’，并‘谕不准有示弱语’云云甲午战争示意图，却不能以此就否定她的主和。同样，李鸿章作为海陆军的实际最高指挥者，在调遣军队、布置防守等方面不能说一件事没做，却不能以此证明‘北洋系的利益与民族利益就有了一致’，他‘已在比较积极地指挥全面对日作战’，于是连他的‘主和派’帽子也就可以摘掉了。”总之，“对后党是否主战的问题，也不应抓住个别事例不加分析就轻率地作出论断”。
范文澜、陈旭麓、林增平、孙孝思等均持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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