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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南佛教的源流与变容

汉晋南佛教的源流与变容

汉晋南佛教的源流与变容

佛教自印度诞生后,由于支持刹帝利贵族和吠舍商人集团反对婆罗门祭司,同时又用轮回转世之说将民众导向虚幻的来世,很快便得到了统治集团的赏识,并在历代统治者,特别是阿育王的支持下走出印度次大陆,向北进入中亚,并孕育出了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超越了身份、血缘、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强调普度众生、救济天下,同时摒弃了繁杂的教理和严格的苦修,又把释迦神化而加以崇拜。在大乘佛教以及希腊文化的影响下,佛像和寺庙获得了巨大发展,逐渐成为佛教的象征。为了获得统治者的支持,僧侣们还在理论上将造寺立佛定位成最大的功德,创造、发展了弥勒信仰和净土信仰,将统治者尊为未来佛,把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定位为救济者与被救济者,增强统治的神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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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纪以后,在贵霜王朝的支持下,佛教逐渐进入中国。塚本善隆指出,中国具有“对佛教进行综合、选择和发展的宿命”。山崎宏指出,“东亚佛教就是中国佛教”。这不仅是由于日本佛教都是来自于中国,更是因为庞大的汉译佛典的存在。日本和均没有翻译佛经的过程,时至今日都是直接采用汉文佛经,这也就注定了日朝佛教要受到中国佛教性格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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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情况主要有种说法。范晔《后汉书》所记汉明帝夜梦金人的传说:“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

虽然这两条记载作为史实均不可信,但考虑到汉武帝开拓西域以后汉帝国与西域、天竺的交流以及其他文献和考古资料的情况,佛教在公元前后进入中国当属无疑。由于当时大乘佛教方兴未艾,因此初期的中国佛教以小乘为主。而造寺立佛的传统则迅速传入中国,这从“金人”一词以及白马寺创立的传说中即可察知,此后也一直是中国人崇佛的重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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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有成熟的思想体系和发达的语文系统,但佛教毕竟已经在与各种文化调和的过程中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主张合理主义、现世主义的儒学和贵虚隐世、追求长生的道家方术均无法很好地回答关于来世的问题。于是怎样趋吉避凶佛法,佛教并非依靠教理,而是凭借成熟的轮回转世与极乐净土之说,在主动依附儒学与道教的同时,迅速作为一种鬼神祭祀之术而被中国人所接受,这一特征一直延续到两晋时期。汉晋时盛行谶纬,僧侣们就以中国古典解经,创造了格义佛教,如《高僧传》称:“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

汉晋南佛教的源流与变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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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当时民间方术盛行,佛教也依附于方术盛行于贵族之间,最有名者当属楚王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的记载。至汉桓帝“好神怎样趋吉避凶佛法,数祀浮图、老子”,又有襄楷上桓帝书云:“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艳妇奈何欲如黄老乎?”又有《魏略·西戎传》所言“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等老子化胡论的出现。可见,将佛陀视为“神”而与黄老相混淆是中国早期佛教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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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汉帝国的崩溃和儒学统治地位的动摇,佛教也呈现出新面向。一方面,起始于汉桓帝时期的译经活动迅速发展,佛教教理通过与魏晋玄学的相融而逐渐传布。另一方面,佛教神异故事大量出现,表明在这一时期,佛教通过强调更为优越的咒术灵验性,吸纳各地的杂神和祖先信仰,借助战乱造成的人心动荡而实现了巨大的发展。皇帝也惊叹于佛教的神异灵验,例如“魏明帝曾欲坏宫西佛墙。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汉桓帝时还只是“百姓稍有奉者”的佛教,迅速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到西晋时期已发展为“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矣”。东晋时期佛法更盛。参照《佛祖统纪》中东晋历代皇帝敕建寺的记录,晋室诸帝尊崇高僧竺法雅的事迹以及孝武帝创设内道场的记载,则东晋帝室之崇佛可见一斑。此外还有诸多官僚贵族的崇佛事例汉晋南佛教的源流与变容,例如何充“居宰相性好释典,崇修佛寺汉晋南佛教的源流与变容,供给沙门以百数,靡费巨亿而不吝也”。而伴随衣冠南渡,佛教的分布地域也进一步扩大怎样趋吉避凶佛法,武昌、广州、建业等地均成为佛教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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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东晋佛教虽然繁荣,但仍局限于贵族佛教和鬼神祭祀的范畴,未能彻底与玄学分离。而在皇权不振的东晋,佛教也未能实现上的蜕变。使佛教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宗教,并在文化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是胡族统治者。如石虎所言:“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饗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少数民族统治者崇信佛教显然有与汉族文化相对抗的意味。石勒、石虎与佛图澄、苻坚与道安、姚兴与鸠摩罗什、沮渠蒙逊与昙无谶等君臣组合均成为后世佛教史上的佳话。

北方佛教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至北魏太和元年,已有“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佛教的高速发展催生了僧官制度的创设,同时也激化了王权与佛教之间的矛盾,这从十六国以来多次发生的强制性检校僧尼检、勒令还俗,甚至大规模的废佛事件中得以体现。在这种趋势中,十六国佛教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发生了变容,继而决定了东亚佛教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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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大乘佛教的兴起。1世纪以来,贵霜一直是大乘佛教的主要活动中心。但3世纪以降,贵霜帝国急剧衰落,北有嚈哒,西有萨珊波斯,南有笈多王朝,三面环敌,战乱不止,到4世纪初彻底灭亡。而当时的西域正处于张氏前凉的稳定统治下,因此包括许多大乘佛师在内的印度和中亚人向东迁徙,推动了大乘佛教的向东传播。

376年苻坚灭前凉而收复西域,大批僧侣被迁往关中,其中就包括鸠摩罗什。《高僧传》称罗什译经“三百余卷”,其中就有大乘经典《仁王经》。罗什及其弟子贬斥小乘,将以龙树学为代表的大乘佛教传播到中国南北。稍后又有昙无谶译出《金光明经》。通过罗什以降诸多高僧的活动,到南中后期,大乘佛教已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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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神异灵验的发展。佛教中本不存在咒术与灵验的成分,但是在与婆罗门教的交往中,僧侣们开始出于传教的便宜而采用咒术,这在大乘佛教中尤为兴盛,最终演化出了密教。佛教在进入中国后也迅速与民间信仰相结合,神异灵验成为佛教与主张现世主义的中国文化的接点。

如上所述,汉晋时期已有许多灵验记事,不过大多是停留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例如治病、祈雨或是除去各种灾害。不过在北方,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安进一步催生了对佛教灵验的期待。“咒术灵验已成为高僧身份的必要资质”,而佛教的灵验也扩大到军事方面,开始直接为统治服务。例如石勒初见佛图澄就是由于感叹其对于军事行动的预知能力,在回师时又由于听从了其预言才得以胜利。不仅如此,这一时期,诸如佛图澄、道安等佛教高僧开始充任军国顾问,在上掌握了相当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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